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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开明天竺大鰼帝国

发布时间:2018-12-12 09:59 | 浏览次数:177
论开明 天竺 大鰼帝国 王德埙 王长城 内容摘要 鳛蜀文明是长江上游夜郎文明,长江比黄河更有资格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分别是开明大夜郎国和天竺大鰼帝国国都的遗址。三星堆文字是鰼文字,以及在鰼文字影响下形

论开明天竺大鰼帝国

王德埙 王长城

内容摘要

鳛—蜀文明是长江上游夜郎文明,长江比黄河更有资格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分别是开明大夜郎国和天竺大鰼帝国国都的遗址。三星堆文字是鰼文字,以及在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印度河文字。三星堆遗址和金沙的遗址的鰼鱼图饰表现的是鳛国与鱼凫蜀国长期的拉锯战和停战谈判盟誓。三星堆遗址为夜郎系鰼国所留存,在那里建立了4500多年前第一期大夜郎国——天竺大鰼帝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贝币与象牙,是天竺大鰼帝国的物证。天竺大鰼帝国(赛里斯)的书证和上古南方丝路。比萨德人(Bisades,一作B^eseidai或者B^esatai的民族)就是夜郎系鰼人,或开明大夜郎国人。“赛里斯人是斯基泰人和印度人的混血种。”今之四川广汉为天竺大鰼帝国的都城所在;今巴基斯坦的Sindhu可能为天竺大鰼帝国的第二行政中心。论证天竺国是天竹国,亦即天夜郎国。天竺大鰼帝国可能就已经包括了东南亚。东南亚各国普遍居住夜郎式干栏高脚屋,以及神居石室。与远古鰼人的居住习俗相同。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原始文化,中国西南的夜郎人实贡献良多。

2015年11月21日,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首届南平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来自国内外9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王德埙、王长城向大会提交的论文《论开明天竺大鰼帝国》引起大会的重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章义和教授在大会学术总结中热情地号召大家学习该论文的创新精神。论文《论天竺大鰼帝国》载贵州省文化厅《艺文论丛》2016年2期。后以《论远古长江上游夜郎文明》为题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论文集《人文学术.思辨与实证》2017年11月版。

第一期开明王的鳛人军队在四川盆地的竞争对手是谁呢?研究证明,就是鱼凫人。鱼凫人的证明这个千古难题,被《虎噬开明王提梁卣》解决了。参考本文附录三篇论文。

关键词:长江上游夜郎文明 金沙 三星堆 天竺大鰼帝国 赛里斯 印度 曼尼普尔 东南亚

长江上游夜郎文明是中华文明之光,鳛—蜀文明就是长江上游夜郎文明。长江文明得益于气候的变化。大约距今1万年到8000年前,长江中上游终于渡过了寒冷的冰期,进入到温暖湿润的气候时期。从8000年到3500年前,是大西南人类的气候适宜时期,温暖湿润气候适宜动物的繁殖,适宜农作物例如竹类和水稻的生长,给夜郎人的狩猎和农业提供了良佳的发展条件。这也给领先全国的长江夜郎文明和古代亚洲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以至于让后人看起来就象一种爆炸式的发展。

距今6000年前,黔北渝南地区夜郎系鰼文化的发展成果,包括先甲骨文字体①的发生、发展,灿烂辉煌,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江比黄河更有资格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古蜀国和黔北渝南地区的鰼国诞生地位于长江上游,贵州有近五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在长江流域,我们将远古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名为长江上游夜郎文明。

学术界已经形成定论的是成都金沙遗址明显地继承了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文化传统。金沙遗址博物馆就是这样解说的。考古学家根据金沙遗址黄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从而令人信服地确定了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

(图1金沙遗址黄金面具取自网络)

(图2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面具取自网络)

20世纪30年代葛维汉三星堆发掘的青铜立虎与贵州可乐夜郎青铜立虎的惊人类似。任洁待发表的论文《开明大夜郎国续考》认为,从考古类型学上说,他们都是同一夜郎文化类型的产物。时间上具有逻辑发展序列的继承关系。比较葛维汉三星堆发掘的青铜立虎和贵州可乐夜郎虎的普通装饰形态,判断前者也是兵器附件柲冒。两件柲兵器的完全一致,证明了《史记》“南御滇僰、僰僮”背后的历史真情;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判断“三星堆为僰人僮越夜郎联军所遗留。”可以成立。并有助于可乐乙类墓的年代学思考。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出土的虎类文物应为夜郎系民族之一的巴族的物证。已知成都金沙遗址是开明大夜郎国国都遗址②。因此,从逻辑上来看,广汉三星堆遗址应该也是夜郎人留下来的文化遗址。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云:“巴蜀亦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莋、莋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其鲜。”蜀国“南御僰僮”的国策早在鳖灵入蜀前就决定了。那么,从逻辑上来看,僰僮在鳖灵入蜀前必然还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滇濮僰僮的入侵,便在情理之中。贵州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居全国第九位。全省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1216亿立方米③。存在决定意识。长江流域的贵州水资源的丰富,决定了贵州夜郎文化偏“水生一切”的水淋淋的特点:鰼鱼、扬子鳄与鰼国;鳖与鳖国,鳖国国王叫鳖灵,鳖国的母亲河叫鳖水,如此等等。其中最辉煌的发展,则是龙图腾的形成。在长期的鰼鱼崇拜的过程中,鰼鱼由鱼而长出双爪,插上翅膀,最后演化为雌性而龙头鱼身的鰼鱼神龙(详后);而鰼国的猪婆龙(扬子鳄)崇拜则最后演化为雄性而猪头龙身的猪婆龙④,最后则形成了中华龙。鰼鱼神龙和猪婆龙的故事和形象,则随着贵州的八大水系,由长江水系弥漫于珠江水系,弥漫于全贵州,形成贵州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龙图腾和龙地名。正所谓“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本义》卷三)贵州夜郎文化偏于“水生”的水淋淋特点另外一方面,则是夜郎民族的“水性”:开天辟地的“龙生夷”传说——鰼鱼(鰼水圣母)在江水中“感江龙(猪婆龙)”而产三子的神话故事。鰼鱼由僰族鰼部的族徽进一步成为夜郎系各民族全方位的全知全能的大神:鰼鱼在宗学教层面升格成为圣母玛利亚式的鰼水圣母;鰼鱼在人类学层面升格成为乳房神。中国唯一的乳房神在鰼国地界的发现与确证⑤,则长江上游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地位也由此而确定;鰼鱼在龙学层面升格成为鰼鱼神龙;鰼鱼在天象学层面升格成为太阳女神(羲和天母);鰼鱼在畜牧业层面升格成为主管畜牧业生产的大神;鰼鱼在国家层面则升格成为其子夜郎王的守护神。鰼鱼和夜郎王都是神,区别在于鰼鱼是天上的太阳女神,人民可以通过祭祀等科仪以祈福,可望而不可及;夜郎王则是凡间的神。太阳女神是夜郎王的守护神;夜郎王则是全体夜郎民众的守护神。这就是夜郎国神道立教国家的宗教结构。

一、僰人族群两个姓氏符号的证明

关于天竺大鰼帝国证明,我们首先提出鰼国僰人族群两个姓氏符号的问题,属于内证。

僰人族群分支比较多,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的姓氏符号,一个是先甲骨文字体,音bo,其含义为无限光荣的动物——“人”;另外一个就是鰼鱼图象。先甲骨文字体,音bo,出自于三星堆博物馆:

(图3王德埙摄于三星堆博物馆并编注号码)

图3先甲骨文字体编码6“音bo”,也出之于贵州习水县鰼人石棺椁上面的鰼鱼生僰王图中间的鰼文字(A+“音bo”):

(图4王德埙摄于习水县寨坝)

请读者留意,这是鰼国僰人群体的民族身份证,是他们在三星堆遗址打下的第一枚民族印记编码6“音bo”。

图3三星堆博物馆图中“音bo”之上的那个编码5字符则全同于下面如图5的哈拉帕文字。我们已经解读为羲和天母①:图3三星堆博物馆图中之编码2。

(图5下:鰼文字;上:哈拉帕文字)

字符则全同于下面如图的哈拉帕文字第二排,第二个交叉的那个字符;也有类同于下图第一个字符者:

(图6,印度河文字,取自网络)

这个字符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已经被人们认识:抽象意义的符号如“x”,有“打破”“分开”的含义,也用与抽象表达范围的限定词或者限定符号。符号“x”同样出现在三星堆遗地址之中,这个情况证明三星堆文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属于同一个文字体系。图6第一排第五、六个符号表示数字7和2,;第三排第一个符号表示数字3。跟远古埃及数字完全相同。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故印度河文字也属于象形文字。美国学者对印度河文字的计算机破解很可疑。又,天竺大鰼帝国有可能远征到古埃及,是为夏朝。这两个问题,容另文讨论之。我们在《鄨邑与开明大夜郎国通考》论文中,提到的鳖国鳖灵大帝的开明王,其实只是鳖国国王的晚辈人物,是战国时期的领导人。更早在5000多年前,应该就有开明王与鳛王联手进入四川,然后以四川为根据地,大军进入印度河流域,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中转站(哈拉帕文明)。鳛王在印度河与德干高原建立了天竺大鳛帝国;开明王则兵入古埃及,建立了夏王朝。

文字是国家诞生的标志。学术界也公认文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文明的记忆符号》中华书局2013年版页49)。因此,6000年前的綦江郭扶镇双河塘鳛龙交合图上的鳛文字证明鳛国至少在6000年前甚至更早就出现了。那个时间黄河流域炎黄部落还处于无文字的蛮荒状态。本书已经用充分的篇幅讨论了夜郎系国家凝聚人心的神道立教,从贵州大量青铜兵器的发现和贵州产马来看,贵州本土的骑兵不但富于攻击力,而且能够远行征服辽阔的区域。神道立教加上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及先甲骨文字体,这就是鳛帝国在亚洲先行崛起的充分理由和历史事实。小结:三星堆文字是鰼文字,以及在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哈拉帕文字,亦即印度河文字。

鰼鱼图象在哈拉帕文字中间已经演变为象形文字:

(引自华夏收藏网)

即如下图左边的字符:

一、鰼鱼的完形演变过程

鰼鱼是僰人族群全方位的全知全能的大神,因而鰼鱼是僰人最鲜明的民族标记,只要挂出一尾鰼鱼,则一切尽在不言中。下面是50年代初,在贵州遵义县高坪杨氏墓群出土出土的5串黄金小鰼鱼,1953年由遵义图书馆转交贵州省博物馆收藏:

(图7取自网络)

鰼鱼本身就是僰人心目中的龙,但仔细考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鰼鱼龙逐渐形成的轨迹。

下面图8是习水县条台汉墓的对称的双尾鰼鱼(意念中的“龙”):

(图8王德埙摄于习水县条台汉墓)

下面是遵义市新蒲播州杨价土司墓(已列为2014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的一个60多厘米宽的鎏金双鱼银洗:

(图9取自网络)

这是南宋时僰人地区鰼鱼的形象。夜郎国虽然在西汉已经灭国,但中古统治播州700多年的杨氏土司实际上仍然是僰族政权。姑名之曰:不是夜郎国的夜郎国。不过这个时期黔北的僰族,跟桐梓、綦江一带的南平僚似乎已显示出民族条件方面的若干差异,应为夜郎族系内部的不同分支。下面图10是桐梓夜郎镇宋墓石椁内的鰼鱼图,在向龙的演变过程中,已经长出了如獠牙一般的龙牙,不再是普通的鱼形象了:

(图10桐梓夜郎镇宋墓鳛鱼石雕,王德埙摄影)

中国有“种雷神牙”的民间故事,没有“种龙牙”的西方传说。据说,勇士卡德摩斯(Cadmus)曾经独力屠龙,依照女神雅典娜吩咐,把龙牙拔下来埋在土里。这些龙牙长出了一群全副武装的战士;他们互相厮杀,直到只剩下五个人才住手。所以,英文就以sow(the)dragon'steeth(种龙牙)这成语来说“挑起纠纷”或“引起争端”。桐梓夜郎镇宋墓鳛鱼长出了龙牙,形象威武,这意味着什么呢?从“引起争端”的意思联想,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夜郎地区一定有武装斗争出现。是否跟黔北军民抗击蒙元的入侵有关?我们还找到了猪婆龙和龙头鱼身的鰼鱼龙形象发展的中介图式。这就是务川金银洞宋墓夜郎龙石雕(载《务川仡佬族》贵州民族2006年12月版)。如下图所示:

(图11:务川金银洞宋墓夜郎龙石雕)

图图11之A是龙形象演进的目标中华龙;图图11之B是猪婆龙形象发展的中介图式,猪头龙身。图11之C是鰼鱼龙形象发展的中介图式,鰼鱼下面长出了龙爪,两胁还长出了两只翅膀,表示它既能够象雄性龙一样腾飞,又能够在陆地上行走,海、陆、空三栖。再进化半步,就是龙头鱼身的鰼鱼神龙了。龙头鱼身的鰼鱼神龙的形象最终出现在习水县寨坝白骡坝日月九室联缀墓图像群中。如图12之右边就是龙头鱼身的鰼鱼神龙。

(图12王德埙摄于习水县寨坝白骡坝)

这样,从鰼鱼(意念上的“龙”)逐渐经过的漫长的完形演变过程,鰼鱼神龙终于修成了正果。这是夜郎民族通过艰苦的求索历程,对中国龙文化作出的贡献。可惜这样的贡献并不为人所知。吹角垻后来出土了汉代鳛王双鳛鱼青铜铭文重器,是非同小可的事件:

该鳛王双鳛鱼青铜铭文重器铭文为“富贵昌,宜侯王”(祝童释读)。我们认为这是鳛国国家政权到汉代都仍然存在的重要证据。即先汉时期西南民族地区通行的“自立为侯”、“自立为王”。之所以能够“自立为鳛国侯王”,是由于先汉时期的的羁縻政策使夜郎系鳛国及其文化得到了保留和传承的时空。可以说,在“改土归流”的政策施行之前的土官自治制度,都是鳛文化得以长期传承的政治保障。夜郎系鳛文化甚至到宋明之间都能够生存,其原因就在于此。该鳛王双鳛鱼青铜铭文重器为吹角坝农民掘出,系青铜铣,现藏綦江区博物馆。中央六字铭文为“富贵昌宜侯王”,是汉代流行的吉祥文字体式,右上方另外有“又六”二字。双鳛鱼左右对称排列。鳛鱼图像清晰,另外有一种嘴上面有胡须。该器证明吹角坝一带曾经一度为鳛王的重要根据地。该鳛王双鳛鱼青铜先甲骨文字体铭文重器相当于中原民族的“九鼎”,是鳛国国家政权存在的有力物证。该鳛王双鳛鱼青铜铭文重器表明西汉时期,夜郎地区进入了先甲骨文字体与汉文字并用时期。

二、三星堆遗址和金沙的遗址的鰼鱼图饰研究

我们对于鰼鱼(“龙”)有了以上的认识,则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我们要讨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的遗址的民族所属。由于金沙的遗址我们发表的论文《鄨邑与开明大夜郎国通考》,已经证明其为开明大夜郎国国都遗址,故其民族所属已经清楚,因此,在这里将其列为已知条件。鰼鱼是僰人最鲜明的民族标记,只要挂出一尾鰼鱼,则一切尽在不言中。夜郎图象学所揭示出来的历史事实往往是中国文字史叙从来没有记载过的,因而也是惊人的。夜郎图象学的依据是远古人类的图象思维发达,这就产生了许多图象材料。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前,或者文字思维欠发达的时代,古人就是用图案、符号来记录部落中的大事的。这些图象材料对于研究文字记载欠发达时期的历史,往往是唯一可靠的历史证据。夜郎图象学的结论能够成立必须满足这些条件:一是充分的图象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二是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审查这些图象材料,三、采用比较的方法。下面图13是金沙遗址黄金腰带上的箭穿鰼鱼和人头图案。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条金腰带上,同样有人头、鱼、鸟、羽箭等图像,但人头图案只有一颗。

(图13取自木牛流马经典的百度相册)

下图14来源为三星堆遗地址金杖上面的,比较清楚:

(图14取自网络)

金杖上“鸟箭鱼”图案如下:

(图15取自:木牛流马经典的百度相册)

(图16金杖上“鸟箭鱼”图取自网络)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许多金饰,各类金饰为金沙所特有,特别是其黄金冠带图饰颇具争议。这是因为三星堆也有一个同样图饰的金杖,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金沙遗址黄金冠带图饰,为鱼、鸟、箭的组合,这就有了杜宇蜀国打败鱼凫王国的推断。有专家学者认为:鱼纹金带在祭祀中很可能有镇压水怪的作用,是一种祭祀法器,也体现了古蜀人对鱼的崇拜,有的解释比较牵强,说什么鸟衔鱼尾,或鸟鱼合体,都表现鸟与鱼的交合。鸟鱼交合,在天上环周天运动,显然是要表现一种与仲春季节有关的天文历法内容。春分前后,昼夜平分,阴阳合和。“在人间便是春社中交合男女,在自然界中各种鸟类、兽类也交尾和孵化。”……本文认为,金沙遗址黄金冠带饰不是镇压水怪的祭祀法器,中间的鱼不是表示鱼凫,更不是表示鱼凫王国的含义,鱼凫是一种捕鱼的水鸟,不是鱼。鱼在这里表示的正是僰族鰼部的族徽鰼鱼(鰼鱼神龙)。亦即“音bo”。比较成都金沙遗址黄金冠带图饰和三星堆金杖图饰,以及贵州习水县和重庆綦江崖石棺的岩刻图象,我们认为鸟与鱼所表现不是鸟鱼交合,而是鸟鱼战争和鸟鱼谈判盟誓。亦即夜郎系鰼国和蜀国杜宇王朝(鱼凫鸟)长期的拉锯战和停战谈判盟誓。事实上,蜀国早在蚕丛时代就曾经遭受外族的入侵而“国破”: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谱记》就有“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的历史记载。因此,这个长期的拉锯战在时间上可能长达上千年,直到开明大夜郎国在今成都金沙一带建都立国为止。在这个长达上千年的拉锯战中,夜郎系鰼国和蜀国杜宇王朝(鱼凫鸟)各自的统治者已经轮换了十多位。

夜郎系鰼国的国王因其民俗而名为凿齿,又因其竹崇拜而名为竹侯(自立为侯)。武丁卜辞有“竹侯”(《京》2114)。因此,改鳛姓为‘習姓’的事件,应该发生在4000年前,天竺大鳛帝国为蜀人鱼凫部和黔地射日族且兰部联手灭鳛帝国以后,才发生了为了回避灭国而改鳛姓为‘習姓’的事件。“習”亦即甲骨文字远远早于甲骨文时代就存在了。许多网络文章都能够认识到成都金沙遗址黄金冠带图饰和三星堆金杖图饰中间的“箭”表示断箭为盟,这个判断符合中国传统的历史知识,所谓“一曲琵琶催瘦马,两截断箭止征戈”。即断箭为盟兵戈止。传宋辽之间的金戈铁马多年,耶律洪基也有关于辽不侵宋的断箭之盟。因而值得点赞。

请看贵州习水县三叉河崖石棺的岩刻图象:

(图17 三岔河崖画:鳛国与鱼凫王水战图,何克纯摄影)

如图鰼鱼占据了中心位置,其右边是一只鱼鹰,也就是鱼凫鸟。有人解释为“捕鱼图”。误。我认为表现的应该是古蜀国鱼凫王时代同鰼国的关系,很可能他们之间发生过一场水上的战争。我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是因为鱼凫形象的表现太夸张了,已经人格化了,几乎超过了左边的战船。而实际捕鱼场景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几只瘦小的鱼鹰站在小船边上。因此,崖刻表现的不是实际的捕鱼场景。鰼鱼和鱼凫在这里都是古代两大民族的图腾标记,其所代表的即是鰼国和鱼凫王时代的蜀国。我们再看綦江郭扶镇龙泉村花耳崖石棺上如图18所示的岩刻图画。b为“牂牁柱”;c为飞鸟,鸟喻男根;d为鱼凫(鱼凫部);e为鳛鱼(鳛部)。图18之d与e的上下组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当代的欧洲始有出现;图18之d与e的上下组合方式,或鱼凫与鳛鱼;其他组合方式,在习水和綦江多次出现。它告诉人们,鱼凫蜀国与鳛国关系密切。鳛国始建国于蚕丛时代,到了鱼凫蜀国时期,两国之间曾经爆发过水上战争,如三岔河崖画:鳛国与鱼凫王水战图这里表示的是鳛国与鱼凫蜀国盟国关系。故释鱼凫为鱼凫部;释鳛鱼为鳛部。

图18 龙泉村花耳崖石棺岩刻图

小结、三星堆遗址和金沙的遗址的鰼鱼图饰表现的是鳛国与鱼凫蜀国长期的拉锯战和停战谈判盟誓。关于鳛国与鱼凫蜀国千年冲突的起因,参本书第25题“余论”部分。鳛鱼龙文化传播到了印度次大陆。陈舜臣《龙凤之国》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页16):这样解释佛心字卍:“卍形不就是交龙图的变形吗?两条龙弯曲着身体交尾,如将其曲线拉直,不正是卍形状吗?一条是字形,另一条是字形。将其线条化就分不出头和尾,因此就看不出哪条是升龙,哪条是降龙,总之将其组合在一起就变成卍形了。龙能唤云,也能乘云纵横天空。那时我仰望天空看到的并非是龙,而是飞满天空的B29型轰炸机,因此我的联想只不过是白日做梦而已。卍形是来自印度的符号,梵语为svastika。我在外语学校专攻印度语,了解一些印度的事情。据说卍的字义象征太阳的光芒,它不像日本舰旗那样笔直,弯曲的部分似乎表示光线的曲折,或者用直角弯曲隐喻运动。卍形就像风车那样,使人随时会想到它能转动起来,因此在我们脑海里会浮现出“轮回”这样的命题。有一种说法认为卍形表示太阳神维修努(Visu,梵语)的胸毛。维修努在印度教圣典《博伽梵歌》(Bhag*ad gītā,梵语)中说:“卍形掌管万物的起源、生存、破灭,能进入万物的心脏,使众生转世。”

四、先甲骨文字体的证明

我们再看王长城的论文《开明大夜郎国文字符号研究》⑥开明大夜郎国文字符号包括开明大夜郎国文字和开明大夜郎形意图语。形意图语表达一个故事,或者表示邦国之间的“盟约”,从而具有一部历史文献的功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邦国林立,当时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常搞点“盟誓”这样的外交。而“盟誓”尤为夜郎人所重。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云:“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在中国的西南,鳖灵的濮巴僮越夜郎联军与望帝的军队停战谈判以后,决定分权共治蜀地。其政治文件便是图中的开明大夜郎国形意盟玺。该玺突出表现了左右两头领伸手相握,表示永结盟好。而他们头上显著的鳖国徽记(图6),则表示这个“双王制”只是一城下之盟。

(图19王长城描摹)

因此,金沙遗址黄金冠带饰的鱼在这里表示的正是僰族鰼部的族徽鰼鱼(鰼鱼神龙)。亦即。比较成都金沙遗址黄金冠带图饰和三星堆金杖图饰,以及贵州习水县和重庆綦江崖石棺的岩刻图象,我们认为鸟与鱼是鸟鱼战争之后的鸟部和鱼部的停战谈判盟誓。亦即夜郎系鰼国和蜀国杜宇王朝(鱼凫)长期的拉锯战之后的停战谈判盟誓。三星堆遗址为夜郎系鰼国所留存,在那里建立了4500多年前第一期大夜郎国——天竺大鰼帝国(天竺国、天夜郎国)。

(图20王长城描绘)

三星堆遗址被大鰼帝国丢弃,唯一的解释是蜀国杜宇王朝(鱼凫)乘大鰼帝国(天竺国、天夜郎国)的贵族忙于助周灭商,忙于开拓海外领地,特别是忙于开拓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和建立天竺国(天夜郎国)之机,破坏盟誓的规定,发动突然袭击,仓惶中鰼国贵族埋掉宗庙圣器。一部败退回到今天贵州的习水县——鰼国本部所在。一部则远遁印度河域。当然。不排除蜀国杜宇王朝乘机侵入南中地区烧杀抢劫了一番。天竺大鰼帝国的后人,有大家都熟悉的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习姓历史渊源久远。传说春秋时有诸侯国(今贵州习水一带),国灭后,即以国名为姓氏。后习姓聚居于襄阳郡,相当于今湖北襄樊市一带。且名人辈出,多慷慨忠烈之士。晋书记载,“习姓诸氏,乃为荆土豪族。”东汉襄阳侯族习郁和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的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就是习姓氏族的著名人物。“⑦“屋漏偏遭连夜雨”,在4500年前,以英雄羿为首的且兰国曾经灭杀鰼国国王“凿齿”,迫使“凿齿”余部远遁印度河域⑧,继续通过经商的手段传播辉煌的鰼文化和鰼文字,进一步促成了印度河文字的发生与发展。这个历史事件中,有没有蜀国杜宇王朝与以英雄羿为首的且兰国联手灭鰼?目前还缺乏证据,只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第一期大夜郎国——大鰼帝国(天竺国、天夜郎国)于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只给留后人留下了光辉而难解的“天竺”二字。

今天,有证据表明,鰼人和鳖人助周灭商以后,濮人的政权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汉水之南又建立过一个濮人的政权.据钟鼎文记载:周昭王时期“南国服子敢陷我土。”(《简明金文辞典》上海古籍1998页70)服子即夜郎僰王。王文耀认为服、濮古音均读重唇音,蛮夷君长多称子。我们认为,“子”的金文写法的确类似于“子”。恐怕其中有误认。“子”的那一横斜向下其实应该读“僰”:

因此,服子,濮子,其实是服僰、濮僰。濮僰即两族的外婚制联盟。

历史期待着黔北鳖国鳖灵大帝的崛起,历史期待着第二期大夜郎国——开明大夜郎国的问世。其释详《鄨邑与开明大夜郎国通考》。请参考王长城,王德埙的《先甲骨文字体研究》①,4500多年前,第一期大夜郎国——大鰼帝国又叫天竺国,也就是是天竹国,亦即天夜郎国。他们曾经经营过古印度,建议印度国恢复正确的国家名称“天竺”;建议贵州省更名为“天竺省”。天竺国(天夜郎国)贵州的先甲骨文字体称之为:

(图21、贵州笃山乡梨树写字岩“天”字图,王长城摹写)

当然,天竺国也可能回光返照,出现在纪元前300年至纪元前150年,时北印度大乱。“天竺”后人(开明大夜郎国人)、月氏人、贵霜人分别入侵北印度。开明大夜郎国军队在那里采用文化复制的手段恢复了大鰼帝国过去的殖民地分支邦国——天竺国。第二期天竺国因此成为印度文化进入中国的天然孔道;贵霜人则建立了一个佛教王朝。纪元前一世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真正的印度人只在更晚的时候才介入”⑨。如何确证,我们期待着国际性的合作。

五、马祭和牂柯柱的证明

鰼帝国及其盟国鳖国最先有马祭的传统。鰼人和鳖国的开明人都喜欢在高处画马,祈祷神灵护佑多产良马:

(綦江的岩刻 周麟提供)

马前脚下面是象如意一样的倒S形状的先甲骨文字体,图文结合,识读为“马”。很有可能不是先甲骨文字体,而是一朵浮云,一朵祥云!这是一匹天马!天马行空,脚踏祥云。再看马后腿有两条,马前腿却只有一条。而且它不是马腿,是通过一个弯曲的U形半环连接着的一个向下的T字柱。这个向下的T字柱材质不知,可能是木结构,也可能是青铜结构。这样一匹奇特的天马,刻在岩壁上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鰼国国家祭典中的一匹祭马。

(綦江的岩刻 周麟提供)

这匹马线条流畅,奔马形象遒劲有力。属于战马无疑。马前腿的班点,应为祭马仪式所遗留。马无后蹄,以及马前腿周围的孔眼亦然;即为强弩射击所致。

(綦江博物馆照片 王德埙摄)

上图为綦江博物馆藏崖石棺岩刻照片,估计鰼人的马祭仪式不仅仅用于征战,也用于部族首领的丧葬仪式。

黔西县祭亡灵之际的马祭仪式2016年6月22日王德埙采访黔西县文化遗产局局长陈文容,,她说:在很多年以前,老祖宗死了。新一代的一位老人亡故以后,子孙要将许多祭祀的东西绑在马背上,马驼到老祖宗坟前,在巫先生念一道经以后,就把老祖宗的灵魂请到新亡故的老人的灵堂那里,就跟他们同时来念经祭祀——“布冷嘎”,还要用马把老祖宗亡灵驼回去。祭祀的全过程都必须用马,也就是我们本地产的贵州马。4000多年前的《西南彝志》也有这样的记载。,而且我还有图片。

(图1,依靠马匹去墓地接老祖宗亡灵途中,红衣为毕摩。 陈文容提供)

(图2,去墓地解老祖宗亡灵途中 陈文容提供)

(图2,接回老祖宗亡灵同新亡者一起超度。 陈文容提供)

无独有偶,贵州黔南的水族,今天仍然保留有祭亡灵之际的马祭仪式:

图1、祭马绕灵)

(图2、敲马)

以上图片选自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图版141.。其中。出殡是还有芦笙乐舞绕灵,均为典型的夜郎文化遗存:

(图3、出殡. 绕灵)

中国西南夜郎地区从古到今都存在马祭仪式,这个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我们认定《奥义书》为天竺大鰼帝国夜郎文化的遗辉的条件,相当于指纹鉴定。这就是民俗学的指纹鉴定功能。

(献给洪武皇帝的贵州马 王德埙摄于奢香博物馆)

鰼人和开明人的善马,重视马祭仪式,可以成为定论。

小结:五、六千年以前,鰼国国家曾经有过庄严的马祭仪式。上图就是马祭仪式中的祭马。

我们知道,三、四千年前,马祭是古印度时期一项特别重要的祭祀仪式。国王通常放出一匹祭马,周游世界。国王及其军队跟随祭马征讨四方。往往无往而不胜。3500年前的《大森林奥义书》第一章,第一梵书,就是吟诵吠陀的祭马之歌:唵!这祭马的头是朝霞,眼睛是太阳,呼吸是风,张开的嘴是一切人之火。这祭马的身体是年,背是天,腹内是空,服外是地,两胁是方位,肋骨是中间方位,肢体是季节,关节是月和半月,腿的白天和夜晚,骨是星星,肌肉是云,胃中未消化的食物是砂砾,血脉是河流,肝和肺是山岳,毛是药草和树木。前半身是太阳升起,后半身是太阳落下。哈欠是闪电,抖动是霹雷,尿是雨,嘶鸣是语言。参《奥义书》商务2012年版,页17。祭马的赞美歌实际上就是太阳的颂歌,有着鲜明的明夷特色。祭马军事行动一年后,便举行马祭,杀死和分割祭马,投放到祭火之中。

(印度奥洛维里的马祭雕塑,照片取自《追寻印度史诗之美》)

在古代亚州,包括中国的大西南,凡成功举行马祭的国王被认为是世界之主。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第14篇《马祭》就描写了般度族坚战王举行马祭的情况。马祭应该是鰼国首创。黔北渝南马祭图像的发现,是鰼国南亚战争胜利的标志。由祭马的赞美歌人们不难想见远古鰼国人的思维方式。“前半身是太阳升起,后半身是太阳落下。”时人对祭马身体各部分功能的想象完全是自由无羁的。马祭后来演变成为牛祭。今黔东南15年才举行一次的牛祭就需要杀祭牛,称为“杀牛打嘎”。良马大大提高了夜郎人前进的速度和攻击力。长江上游两大古国即夜郎系邦国和蜀国长达数千年之久的拉锯战就在马祭仪式之后展开了序幕。鳖国的历史跟鳛国同样古老。鳖灵又叫开明王,这个开明代代相传。鳖灵的祖先在4500年前就跟鳛王联手灭蜀,在今四川三星堆建立了天竺大鳛帝国。然后这个早期的开明王远征到古埃及,建立了古埃及的法老王朝,亦即夏王朝。此事需另文论证。哈拉帕遗址的牂柯柱可以作证:

(哈拉帕遗址的牂柯柱 取自网络)

牂柯柱崇拜影响到后世的印度教文化。中国学术界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同以后的印度教文明是有内在联系的,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湿婆,阳物崇拜以及某些动植物的崇拜,都可能是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居民那里继承来的。”(丁振宇主编《六大文明古国历史探密》页192)

六、贝币与象牙、长鼻象的证明

关于三星堆遗址为4500——4000多年前,第一期大夜郎国——大鰼帝国(天竺国,天竹国,天夜郎国)的旁证:

1、海贝的证明

三星堆遗址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四川盆地已经有了印度洋作为钱币使用的海贝,充分证明了大鰼帝国开拓过远古的印度和印度河流域。近年来,关于三星堆考古的研究成果之中,四川段渝的《中国西南地区海贝和象牙的来源》(《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2009年0926中国会议)值得注意。关于三星堆海贝的来源,文章指出:中间有齿形沟槽的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出现如此之多的海贝,显然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主要指孟加拉国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引入的。”“海贝,多是深海产物,尤其白色的齿贝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乃是不争的事实。”天竺国所统治的印度次大陆部分长期以齿贝为货币,中国的典籍明确指出此为天竺国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通典》卷93“天竺”云:“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多珊瑚、珠玑、琅玕。俗无薄籍,以齿贝为货。”《旧唐书.天竺传》亦然。根据对古代典籍的研究,人们知道,不但印度次大陆以齿贝为货币,就是古代的马尔代夫、孟加拉国、泰国、缅甸和古代的云南,都曾经以齿贝为货币。吾友某历史学家在贵州贵阳市青岩镇附近的狮子山任科学夏令营的历史老师时,曾经带学生去狮子山发掘一4000多年前的传址,得到许多齿贝。跟云南石寨山古传址发现的齿贝一模一样。他让我查看,这些齿贝磨平了一面,有许多还穿了小孔。当时,我们以为是古人挂在脖子上作为装饰,现在看来,齿贝穿孔串在一起,正是作为货币使用的重要特征。4000年前的夜郎人是比较富裕的。小结:三星堆大量的齿贝是三星堆为天竺大鰼帝国都城的重要标志。

2、象牙的证明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73根象牙,其总重量达到了1吨之多。金沙遗址祭出土的象牙则有1000多根,数以吨计。考古学界认为这些象牙均来自异域的西亚,是通过远距离贸易和文化交流而获得。(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43.《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页9周群华文。)四川黄剑华从《山海经》等文献分析,认为商周之前,中国和成都平原产象(《金沙遗址象牙之由来》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而前引段渝的《中国西南地区海贝和象牙的来源》则认为岷山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象牙及其制品。认为成都平原产象缺乏依据,属于“向壁之论”。论文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既不是成都平原自身的产物,也不来自于与古代蜀国有关的中国其他古文化区。揆诸历史文献,这些象群和象牙是从象的原产地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象为天竺国特产,故名“乘象国”,《史记》“大宛列传”:“身毒┅┅其人民乘象以战”。《后汉书.西域传》亦然。张骞实地考察后报告汉武:从四川到印度次大陆“从蜀宜径,又无寇。”(引同)论文还联系到印度河摩亨佐.达罗遗址发现的繁荣的象牙加工工艺业来观察问题。引证了李学勤的观点:“三星堆的重要性当然不止在于海贝的存在,只有将这一遗址放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深入认识其文化性质和历史意义。”此说可从。

3、天竺大鰼帝国国王诞生传说的长鼻象图像证明:

(图22王德埙摄于习水县日月九室联缀墓)

由于鰼王诞生是鰼国重大事件:图22表现有两只玉兔赶来陪伴,长鼻象(乘象国)也前来表示拥戴“人上人”。乘象国即天竺国。是图证明天竺国隶属于大鰼帝国。远古的夜郎系民族在乘象国骑乘大象的经历,已经在世世代代的民族集体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下面的图片取自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拓片二〇引朗M6东壁上层:

骑象的勇士身穿对襟扣的夜郎服装,并且显然是一种大象部队的制式军装,以方便战士骑象作战;其左手抓住象尾巴,右手持武器正在飞奔征战。左手抓住象尾巴应该属于一种驱使大象狂奔的信号,训象技术娴熟。是图证明夜郎人在天竺乘象国已然建立起了大象部队。这样的图象资料,是不折不扣的对天竺大鰼帝国的历史追忆,应该视为文字记载薄弱的天竺大鰼帝国史料的补充。再看《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拓片三九引朗M11西壁下层的图片:

(拓片三九引朗M11西壁下层牧牛、双鹿与大象图) 贵州不产大象,然而大象偏偏成为诸吉祥物之首:

(拓片三九引朗M11西壁下层图之局部:大象图)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4500多年前天竺大鰼帝国的光荣和光辉在贵州夜郎系民族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由于夜郎系民族世世代代口传心授,最后,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记忆。下面的图片虽然属于中、近古内容,也不妨作为远古历史的参考。 夜郎王统帅的军队旌旗鲜明,令行禁止,军威风靡南亚、东南亚:

(拓片一二一,石板寨02号,引同前)对于战争的回忆如下:

(拓片四五,马联M2东壁上层,四骑交战图,引同前)

七、天竺大鰼帝国(赛里斯)的书证和上古南方丝路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南方丝路开始于汉朝,并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研究南方丝路的热潮。实际上,在30年代以后,海内外学界早就陆续有成果问世。但分歧较多,对南方丝路开始的时期,一般不早于商周、战国,且对古代丝路交通的开创者夜郎人毫无认识。这个上古的具体时间段,我们认为早在距今4500多年前就开始了夜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西播。前期主要文献如下:日本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1936年。

丁山运用比较语言学破解中国古代神话的专著《古代神话与民族》(1939年到1948年《齐鲁学刊》等)。

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1940年。法国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

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1941年。段渝认为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考古中不少印度和近东文化因素的发现和研究,则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存在(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张弘的《先秦时期古蜀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载《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同样认为,《史记》所称的“蜀身毒道”就是南方丝绸之路,早在4000多年前就存在了。论文认为,古蜀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船棺葬出土遗物,三星堆出土物件与越南东山文化、冯元文化物件很相似;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等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南亚的印度地区,古蜀先民主要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世界交通和交流的。关于“南方丝绸之路”亦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称的“西南夷道”的具体路线。邹一清的《先秦秦汉蜀地南北交通线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4期)归纳出了牦牛道(东汉名称)、五尺道、牂柯道三条路线。从成都向南分为东、中、西三条主线。东线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这条线路被称为牂柯道,或称为“夜郎道”。西路即“蜀身毒道”。经过缅甸八莫到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路水陆相间沟通中南半岛。邹一清关于“东线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经不起贵州丝绸之路田野调查实践的检验,具体的出海通道见本书第35题:我们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夜郎道”的看法。我们认为对于远古夜郎人来说,三条路线都曾经使用过。天竺大鰼帝国重西线;开明大夜郎国则重中线。至于东线则完全系夜郎人开拓之功,应无疑义。当然,东线具体情况之复杂和内容之丰富是人们想不到的。公元前5-6世纪时期的希腊人提耶斯(Stesias of Cnidus)在其《波斯史》一书中首先提到了赛里斯(Seres)人。认为赛里斯人对开拓南方丝绸之路有贡献。关于古希腊罗马文献中的赛里斯(Seres),一般翻译为中国。我们认为这个翻译不够准确,下面拟进行讨论。亨利.玉尔等人认为Seres是丝绢。伯希和《支那名称的起源》认为Seres语源为梵文Cina。在此基础上,段渝认为支那就是“成都”的梵语译法(《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这是大胆而不敢苟同的一家之言。有关原始文献载于法国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问世已经100多年了。其学术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由于观察先秦的中国、印度,除了汉文献和考古材料之外,可以作为历史依据的就只有这部《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了。该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第三方的客观视角。尽管这个视角语焉不详,存在着某些自相矛盾之处,且如迷雾般难解之处良多。对于本课题,该书可资利用的材料如下:

1、古希腊罗马文献中的赛里斯(Seres),其含义包括中国是没有疑问的。例如,公元330年在世的阿米安.马尔塞林的《事业》,引用了马利努斯的作品:“他向我们提供了某些新的细节,最有意义的无疑是他提到了‘长城’(第94页):长城的建造要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导论》)

2、最有学术价值的是巴拉迪尤斯(公元365-430年)的著作《论婆罗门教》。其一、赛里斯(Seres),其含义包括印度。《导论》认为:“发现了马里奥来群岛(Maniolai)记载,这个群岛会吸住装有铁制品的船只,尤其是比萨德人(Bisades)的船只。毫无疑问,比萨德人就是《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和托勒密书中向我们介绍的那个叫作B^eseidai或者B^esatai的民族。巴拉迪尤斯对他们体形所作的描写证明了我们的看法,即这里指的确实是阿萨姆某一种蒙昧部族。相反,他对‘赛里斯’一词所作的定义却相当令人费解:赛里斯几乎是印度的一部分,也许是突厥斯坦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中国。”戈岱司的纳闷和费解其实正源于中国和印度非此即彼的旧观念。如果存在中国和印度合为一家的历史事实,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事实上,中国和印度曾经一度合为一家,这就是天竺大鰼帝国。只有承认天竺大鰼帝国的客观存在,才能解决赛里斯一词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印度的情况。因此,赛里斯就是天竺大鰼帝国;天竺大鰼帝国就是赛里斯。赛里斯不能简单地翻译为中国。其实,《导论》忘记了他自己已经准确地判断了赛里斯国的范围:“完全应该如同李希托芬那样来确定贝萨特人(案即比萨德人)的方位,即将之置之于从西南部环抱中国的山区,介于阿萨姆和四川之间。”(页18)换言之,即夜郎人已经覆盖了中国的西南和印度次大陆。其二,比萨德人或贝萨特人(Bisades,一作B^eseidai或者B^esatai的民族)就是夜郎系鰼人,或开明大夜郎国人。巴拉迪尤斯对比萨德人的体形和生活习俗所作的描写给我们提供了极为生动的证明:甲、在介绍恒河两岸的情况时,写到“该国的赛里斯人纺织丝绸,由于在那里竖有一根石柱。”(页74)丝绸是蚕虫之国的专利产品;那根石柱就是夜郎人男根崇拜的牂柯柱。晚至婆罗门教时代的印度仍然存在有夜郎系鰼人或鳖国人的活动,值得注意。乙、“当发现印度人乘小舟自奥克苏姆(Auxoume^)前来进行交易时,我就试图再向前进,一直到达比萨德人(Bisades)中,后者正在采摘胡椒。这是一个个头矮小和身体虚弱的种族,以石窟为室居住,由于其地地形的原因而使他们极善攀援陡峭山崖┅┅比萨德人是一些发育不良而患有佝偻病或畸形发育的人。他们脑袋奇大,从不刮胡须,长着平头发。”这跟我们的《鰼国及鰼文化考略》一文中对鰼人的论证完全相同:鳛国石棺源自髳人与蜀人的氐部戈基人。据任乃强的论文,羌人的史诗《羌戈大战》言戈基人身材短小,有尾巴,双目纵立,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就到石棺去等死。这个故事证明了多洞连缀的崖石棺和石棺椁很可能是为家族预留棺椁的可能。章樵注扬雄《蜀都赋》时引《先蜀记》云:“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这就是以石窟为室居住”。西方关于“等死”的记载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应该死亡的时间,所以就自作一个用香熏过的棺材,因为这些人中出产大量的香料。他们便自动躺在棺内等待灵魂的离去。”(页79)考古证明鳛国官吏也的确是“脑袋奇大”:

(图23习水县出土鳛国官吏俑,冯世祥提供)

“从不刮胡须,长着平头发。”怀疑为“长着长头发”之误。鳛人长期生活在贵州山区,因此,“他们极善攀援陡峭山崖”。考古证明哈拉帕王国的领导人也的确是“脑袋奇大”:

(图片取自网络)

同样的记载还有圣-安布罗瓦兹(公元340—397年),例如关于古代锡兰一带的夜郎系鰼人,或比萨德人的体形和生活习俗所作的描写:“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民族为一身材特别矮小和悲惨贫穷的民族。他们栖身于山崖石窟之中,因而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可以在悬崖峭壁中疾走如飞。他们在采集胡椒时连同树枝也砍了回来。┅┅他还断定这些人都是侏儒,大脑袋,脑袋已经秃顶或剃去了头发。”(页75-76)请比较这个人类学参考材料:“僰人赤脚,善于山地行走。僰人生下来后,无论男女,都要用刺扎脚板,出血后,用热桐油擦抹脚板,待创口愈合后又扎,再用热桐油擦,一直扎到会走路。这样,僰人厚厚的桐油茧皮脚板既韧且硬,踏荆棘如踩平地,厚而长的脚趾如爪如钩,故善于攀登悬崖峭壁;同时,僰人也擅长爬树,能利用树枝的弹性,从这棵树弹跳到另一棵树,身如猿猴一般敏捷。”(宋仕森)小结:比萨德人(Bisades,一作B^eseidai或者B^esatai的民族)就是夜郎系鰼人(僰人),或开明大夜郎国人。

5、长期居留在印度的比萨德人(鰼国人、鳖国人)跟当地人通婚产生了混血的情况。因此,《导论》认为:“赛里斯人是斯基泰人和印度人的混血种。”我们认为,《导论》这里是想当然之论。赛里斯人是夜郎系鰼人和印度人的混血种,而不是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属于伊朗族的塞人,自公元前1000年以来就居住在中亚细亚辽阔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蓝眼隆鼻多须,所谓“尖帽塞种”。在种族上与萨尔马特人和马萨格他人接近。斯基泰人没有文字,而夜郎系鰼人有文字。在古代欧洲人眼中,“中亚”就是中国或者“中印(中国印度)”。印度学者谭中就持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欧洲人称“中亚”为Serindia,意为“丝国”。Sind就是印度河。今巴基斯坦的Sindhu地名,就是印度人自称为“印度”的来源⑩。据此,可以认为天竺大鰼帝国在古代欧洲人眼中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印”。今之四川广汉为天竺大鰼帝国的都城所在;今巴基斯坦的Sindhu可能为天竺大鰼帝国的第二行政中心。

赛里斯人与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的材料:1980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出版的耶格.比尔的《一个凯尔特人墓中珍宝》一书,讲到公元前6世纪德国一座凯尔特人领袖墓藏中,出土了来自中国的丝绸织物残片。由此证明从古埃及越过地中海到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客观存在。王长城,王德埙的《先甲骨文字体研究》通过远古文字的比较认为,夜郎系鳛文字乃哈拉帕文之源。大夜郎国形意图语是夜郎王进行殖民统治和商业贸易的信息交流工具。印度河印章文字和大夜郎国形意图语都来源于夜郎先民的创造。

八、论证天竺国是天竹国,亦即天夜郎国

66年前,学者丁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夜郎竹姓,是否竺法兰、竺法护之比,以国为姓,今不可考。”⑾竺法护(约3一4世纪),又称昙摩罗刹,语言学天才、大译师。他祖籍月支,世居敦煌,因礼竺上座为师,故改姓竺。梁《高僧传》有传。故竺法护乃从天竺高僧竺上座之以国为姓。竺法兰,Dharmaratna,意译法宝,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法兰与迦摄摩腾共契游化,既达洛阳与摩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除以国为姓的夜郎文化特征外,还有以国冠其来源,如竺典(佛教经典)、竺经(佛经)、竺学(佛学)等等。丁山设想的困难在于其前提是误以天竺乃译音,而译为华音者,分歧甚大。无论是波斯语Hindu或古希腊语Indu,都是从古梵语读音Sindhu转译而来。中国古文献中亦作申毒﹑辛头﹑信度﹑身度﹑天竺﹑贤豆﹑印度等,皆同音异译。因此。如果“天竺”乃译音,则“天竺”与“夜郎竹姓”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执着于文化西往东的翻译理念可能存在着方向性的错误。唐玄奘就认为“详夫天竺,┄┄今从正音,宜云印度。”但唐朝初年曾经普遍将印度统称为天竺,而不是印度。玄奘在这里有点钻牛角尖了。高僧玄奘虽然是对语音敏感的翻译家,但是,他的天竺大鰼帝国和开明大夜郎国的历史知识却不敢恭维。我们认为,“天竺”不是译音,而为本字。属于梵语中的夜郎语(先甲骨文字体)借词。因此,唐朝并没有理睬自以为是的玄奘印度说。“天”的读音是唐古音xien,古梵语因此将“天竺”按照Sindhu读音译为梵文;而唐玄奘的“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只看到唐古音xien与“信”近似;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故玄奘的错误属于标准的“似是而非”。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人 ,其先颍川人,俗家姓名“陈祎(yī)”,法名“玄奘”。 隋大业八年(612年),玄奘时年10岁,受大理寺卿郑善果激赏,破格于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 。玄奘出家后,在洛阳、成都、相州 等地学佛。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二十九岁的玄奘,玄奖为究竟瑜伽唯识学,始道途西行。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46岁的玄奘回到长安。玄奘的一生都在学佛,其文言文的功底薄弱,尤其在中国远古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方面,其知识贫乏是可以理解的。近年来,翻译理论界对玄奘的佛经翻译还是有所批评的:“论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 (赵卿 《从玄奘的翻译看多元系统理论的不足》《科技视界》 2015年22期。)我们同意论文对玄奘翻译的的批评:“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也就是说,玄奘翻译跟中国古代文言文有差距,直接导致其翻译归化程度不够。从而使其佛经翻成为了一种"外国文学";玄奘这种差距反映在对“印度”国名的翻译问题上也只能站在梵语读音的立场上,而“印度”国名中包含着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化,包括文言文文化、民族学和历史学有关方面的知识,因而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音译问题;毋庸讳言,玄奘在这些知识储备方面是相当薄弱的。食梵不化,他的“今从正音,宜云印度”的言论显然是学科越界了。值得注意的是,仡佬族就是“以竹为姓”,仡佬族过去称为“盖老”,而“盖老”的意思就是“竹”。这跟天竺人“以国为姓”完全一致。其实将印度称为天竺者,历代也不乏大学者。如袁宏《汉纪》:“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髃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故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髃生。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髃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公元166年(延熹九年)襄楷“自家诣阙上疏”,第一次提到佛教:“或曰: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第二十下》)裴松之在他的《三国志注》中摘引了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的一句话,对印度作了描写:“《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为)浮屠。”又如东晋著名学者,训诂学家郭璞注《山海经》、司马贞索隐引孟康曰:“即天竺也,所谓浮图胡也。”《史记大宛传》曰:“大夏东南有身毒国。”索隐曰:身音干,毒音笃。孟康曰:即天竺也。孟康為三國曹魏時著名學者,精通地理、天文、小學,其《汉书音义》在訓詁、考据方面均有較高的成就。。十六国时期依然如此,《赵浮图澄造释伽像碑》称“竺浮图澄者,天竺大国附庸小国王之元子也。”此碑“光初五年立”(北宋赵明诚《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页376),按光初五年即公元322年。这里,天竺是一个庞然大国。“天竺大国”被简称为“竺”。由是可知,“天竺”为三国、东晋、十六国的学者所承认,而且三国、东晋、十六国的学者直称为“天竺”,未言其为译音。天竺国古代也简称“竺国”,如李贺诗“元从竺国来”,可见天竺的关键词是“竺”,也就是夜郎圣物“竹”。最早为天竺国列传的文献是汉朝班固的《前汉书.西域传》:“身毒,天笃也。”颜师古注曰:“按:天笃,天竺也。” 颜注进一步将一字之误的“天笃”纠正为“天竺”。南朝宋史学奇才范晔编撰的《后汉书.西域传》则保留了极为珍贵的晋前天竺国夜郎民族性质的材料。其云:“天竺国,一名身毒。”开宗明义认定了“天竺”之国名。然后介绍“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倶以身毒为名。”有夜郎系民族远古十日之国和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史记》)的遗风。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他们“倶以身毒为名”,即“以竹(竺)为(国)姓”的典型的夜郎民族特征。《后汉书.西域传》的列传材料取之于《续汉书》。《续汉书》为晋高阳王司马睦长子,西晋史学家司马彪(?-306年)所作。这样,我们就得以把这些珍贵的天竺国夜郎民族性质材料的出现时代上推到三国之后,晋之前。以上这些材料才是印度历史的真貌。此后正史乃从“天竺”之正而无“印度”之谬。《旧唐书.西戎传》时代,人们对天竺国的了解比较丰富,其为“天竺”所列内容也就大大增加。其开篇即正名;“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然后介绍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东天竺的情况。小结:从汉至唐的正史和三国、晋朝的列代著名学者均从“天竺”之正,绝无“印度”之谬。

考证:竺,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著名的《侯马文书》上面,字作。属于夜郎民族的先甲骨文字体。学术界解释为竹姓。音zhu。其本义为竹。《广雅﹒释草》:“竺,竹也。”王念孙疏证:“《说文》:‘竺,从竹声。’《玉篇》:‘丁沃切,又音竹。’则竺、竹同声字。方言有重轻,故又谓竹为竺也。”王念孙的疏证让我们知道竺、竹二字互通。“天”字见于贵州远古岩画,不是汉字,而属于大夜郎国人的先甲骨文字体。

从汉字来看,天者,大也。钟鼎文的“天”与“大”形相近,均象人形。在甲骨文中两字甚至可以互通。例如,卜辞“天戊”“天乙”一般可以释为“大戊”“大乙”。我们因此推测天竺国有可能本来叫天竹国,亦即天夜郎国,换言之即大夜郎国。“大夜郎国”是历代典籍对大鳛帝国和开明大夜郎国的称谓,大鳛帝国和开明大夜郎国人自己则称为“天竹国”或者“天竺国”;大夜郎国人的古音读作:xien du。古梵语对夜郎国人书写的“天竺”二字的读音则为不很准确的Sindhu。古梵语Sindhu是“天”的音译。图21笃山乡梨树写字岩“天”字图,其义疑即“天竺国”。如是,该梨树写字岩“天”字图即“天竺国”的合体字。开明大夜郎国人创造的原初的“天”二字及其大夜郎国人原初的的古音:xien du则反而被后人错误地认作Sindhu的译音了。春秋时期,处理邦国之间的关系,经常搞点“盟誓”这样的外交。而“盟誓”尤为夜郎人所重。晋人在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云:“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开明大夜郎国是否参与了《侯马文书》的签订,值得进一步研究。显然,大鳛帝国和开明大夜郎国曾经经营过古印度,印度的远古历史应该补上天竺国(大鳛帝国和开明大夜郎国)光辉的缺环。纪元前2500年,以今贵州鳛国或四川三星堆为基地的大鳛帝国及其商人集团进入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河流域,建立了天竺大鳛帝国,留下了印度河文字。纪元前300年至纪元前150年,北印度大乱。“天竺”(开明大夜郎国)人、月氏人、贵霜人分别入侵北印度。以今成都金沙为基地的开明大夜郎国军队在那里采用文化复制的手段再一次重新建立了殖民地分支邦国——天竺国,天竺国因此成为印度文化进入中国的天然孔道;贵霜人则建立了一个佛教王朝。纪元前一世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真正的印度人只在更晚的时候才介入”。艺术的研究其实本质上就是人类学研究,人类语言学是目前最新的学科。因为这个学科的名称也只是见于偶尔出现——王海龙:读图时代——视觉人类学语法和解密(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年)王海龙认为,人类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已经超越了语言学,而是研究语源、语义甚至行为学和心理学的内容了。其更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研讨人类的思维、概念的生成和分类学原则等。语言产生思维和传递思维,思维决定思考。

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研究的个案,这就是前文所讨论的“天竺”的语源问题。

九、天文学的证明

本书已经用大量的篇幅介绍和论证了大西南远古的太阳崇拜,这是西南民族最重要的天文学贡献,体现了远古神权和世俗权力的融合,兹不赘述。左旋太极图的发现来源于古人对天盖的观察、本书第26题:开明大夜郎国文字符号研究,在贵州的山崖岩画中发现了后世道家左旋太极图的滥觞。这是夜郎先民在原始时代在天文学领域的伟大创造。綦江宋墓隔窗就是一过渡状态的太极图。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太极图从贵州山崖萌芽到在黔北綦江逐渐成形,再影响到中原并最终完成的演变过程。而这一切,都源于对天盖的观察。《晋书.天文志》:引周髀家言:“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开明大夜郎国的太阳神乌金饰金箔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太阳神乌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乌”金饰图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乌组成。

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中国3000年前古代天文学四象和十二支起源的例证。《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本书已经论证过,“帝俊”其人为后世误托。“常羲”实为“羲和”天母大神。她不但生“十日”,而且还生了“十二月,也就是说,她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创造者。时间在距今7000年前。“十二月传说就应该直接反映了十二支的形成。”(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01)开明大夜郎国的太阳神乌金饰金箔图案中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便是明证。在这样的民族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中国24宿的天文学认识。我初步统计了《小戴礼记》“月令”中的跟24宿一样的星宿:参、尾、奎、胃、牵牛、毕、翼、女、井、亢、危、柳、火、角、觜、房、虚、轸等等,共有18宿。此外还有:营室、七星、斗、建星、东壁等宿。这里的“七星”可能就是北斗七星,这里的“斗”指的应该是南斗六星。这些,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自源论的强有力的证据。

印度古代天文学的成就举世皆知,但现代学术研究已经以众多的无可辨驳的理由证明了印度古代天文学直径来源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其要点如下:

1、“各文明古国流行的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以及这个体系如何传播的研究格外重要。”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页362)2、“中、印两国古代‘月站’体系的这些相似性除非理解为同出一源,否则便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页365)3、“印度以及其他文明古国的二十八宿体系都明确显示了起源于中国的特征,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页368)4、“因此,中国体系的自源论以及后来对印度的影响看来已是不容动摇的事实。”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页369)5、“埃及人使用二十八宿的时代┉┉大约是在科布特时代(公元前3世纪以后,)”“波斯、阿拉伯和埃及的‘月站’体系都源自印度是比较清楚的。”(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页364)(J.Filliozat,L,Inde et les Echanges Scientifiques dans L,Antiquitee. JWH,1953,1,353.)

十、语言的证明和曼尼普尔的实证

我们知道南亚和东亚有十几个语系。其中汉藏语系分为汉语和藏缅语两支。是中国人主要使用的语言。以汉语为主,藏缅语支也有6000多万人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南亚南岛超级语系,南亚南岛超级语系包括四个语族,其中苗瑶语族使用者达1000万人。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贵州民族大学的东南亚留学生能够用本民族语言和本校布依族的学生相互交流。南亚南岛超级语系的泰语族包括泰语,老挝语和壮语。壮语在中国和泰国共同使用很能够说明问题。扪达语族使用者有600万人。主要分布在印度。天竺大鳛帝国在远古的印度和本地人有混血的情况,我们怀疑扪达语族的使用者,跟远古的鳛人有关系。当然,由于我们资料不足,学养不够,这个猜测也可能是错误的。

南亚南岛超级语系的达罗毗荼语系是我们怀疑的重点。该语系在印度南部居主导地位,使用者达到了2.5亿人。达罗毗荼语来源于3世纪出现的梵语描述泰米尔人的一个词dravidiennes,语言学据之定义为达罗毗荼语(参考[法]让.瑟利耶《亚洲人文图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达罗毗荼人使用达罗毗荼语。使用达罗毗荼语的印度泰米尔人是印度次大陆最古老的原住民。学界一般认为在4500年前他们就生活在印度河流域。而这个时期正是天竺大鳛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哈拉帕文字繁荣的时期。天竺大鳛帝国的第二行政中心就在印度河流域。因此,达罗毗荼人与鳛人发生混血通婚的情况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达罗毗荼人在公元前3世纪才逐渐从印度河流域迁徙到南印度。阿育王时期,古老的岩刻证明达罗毗荼人在南印度建立了三个王朝,“东部朱罗、南部攀迪亚、西部哲罗。这三个王国以其水稻种植和海上贸易而闻名。”(引同前)而天竺大鳛帝国最重要的经济特征就是水稻种植和海上贸易。目前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的中国人混血的特点非常明显:

(图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取之网络)

另外, 印度曼尼普尔(Manipur)是标准的天竺国大鳛帝国的遗存。曼尼普尔国名在其当地语言的意思是“珍珠城”。它位于印度东北部,南邻米佐拉姆,东接缅甸,西连阿萨姆邦,面积22347平方公里,2011年最新统计人口为272.1万人。被称为“另外一个中国”。根据其本地古语史料载,其源头是古代中国齐朝国王与中亚王朝公主通婚所立,人口与中国人长相无异。曼尼普尔王室通常被认为来自于中国的商汤王朝。曼尼普尔民间一直维持着对龙的崇拜。曼尼普尔在血缘和文化上与中国有很大的渊源。曼尼普尔王室通常被误认为来自于中国的唐朝。每年端午他们也有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在十八世纪,当时的国王因为个人偏好强迫曼尼普尔人皈依印度教,但遇到强大的阻力,印度教也从未真正成为曼尼普尔的民间信仰,对龙的崇拜依然以各种形式在曼尼普尔保存下来(引用网络材料)。曼尼普尔人作为天竺国大鳛帝国后人的历史,他们自己已然失落,故商汤王朝之说有欠准确,但较比接近于历史真实;至于唐朝之说则显系无稽之谈。今天,曼尼普尔人民倾慕于中国文化,使用六星红旗:

饮食习惯中,此邦的居民偏好中国饭厅。因为此地区的地方广电局限制印度电影和新闻,而且大部分居民都不会讲印地语,所以中国大陆和香港电影到现在的韩国电视剧很流行,感觉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和中国云南地区的几乎一摸一样,而且最重要的他们的长相几乎和中国人相差无几,如果不是语言不同,你会感觉自己就身处中国云南某一个小镇上。网友kaiserkurt_1称曼尼普尔为“被遗忘的领土”。

上图为曼尼普尔一个家庭。

下图为在中国地图前的曼尼普尔人:

下面是曼尼普尔著名的电影演员:

曼尼普尔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一直极度渴望独立的邦,一个被印度政府封锁的邦(即使是印度人想去那里,也需要先办理特别通行证,外国人更是难上加难得到通行证),一个自发不学习印地语,不看印度歌舞片的邦,一个市场上大部分货物都是MADEIN CHINA的邦,一个毒品交易横行的邦,一个当地妇女对印度的军队怀着极大仇恨的邦,一个当地主要居民是黄皮肤,操汉藏系语言的邦。在被英国征服曼尼普尔以前,曼尼普尔一直都是独立的王国,有着4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当大英帝国占领了印度后,曼尼普尔当然也不能幸免,事件起源于:英国对曼尼普尔王室纷争的介入。在抓捕曼尼普尔的一个王子的过程中,英国军队杀死了很多当时正在观看传统舞蹈的平民.作为报复, 平民杀死了五个英军士兵。这一事件直接引发英国对曼尼普尔王国宣战。英国取胜后,有四千多年历史,文化高度发达的曼尼普王国并入英属印度,而那个王子则被判处死刑,最后在曼尼普尔首府被当众绞死。长期以来,英勇的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坚持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截止到2008年,已经有超过30,000 平民死于和印度军队的冲突中,仅2008年就500人死于冲突。

印度曼尼普尔邦积极谋求同中国交往:2013年9月24日,浙江省李强在杭州会见了率团前来访问的印度曼尼普尔邦首席部长欧·依博比·辛格。双方一致表示,愿通过共同努力,促进贸易投资稳定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更广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新闻画面上看,曼尼普尔邦首席部长与中国人在面相上基本没有什么差异,不注意的话,还以为是兄弟省份在相互交流。当地主体民族梅泰人(Meitei)为天竺国大鳛帝国的后人,黄色人种,操汉藏系语言, 按人口比例是印度在科学工程领域最杰出的民族。在历史和神话传说上,曼尼普尔人与中国紧密相连,民间有相同的基本饮食习惯,使用同样格式的语言,并练习相同形式的武术。贵州省作为毫无疑问的“天竺省”,应该加强联系印度曼尼普尔邦和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以增进中印友谊。

十一、《周易》“箕子明夷”新证

我们是出于扩大夜郎史料的目的去观察和研究《周易》的。由于我们取这样的角度切入,我们对过去某些对卦辞、爻辞的解释都不以为然——强为解人。如“箕子之明夷”“箕子明夷”,语出周公所作《周易·明夷》六五爻辞。一般的解释如下:本卦坤上离下,坤为地,离为日,日在地下,光明当然受到损伤,夷,伤也,明夷,就是光明受到损伤的意思。箕子明夷箕子接近至昏之君殷纣,无法逃避,只好把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藏起来,佯狂以自晦其明,这样才免去了杀身之祸。殷纣覆灭后,武王访箕子,箕子才再度显其才智,授以《洪范·九畴》,这好象晚上太阳被地球遮掩,把光明藏起来,以保证天在东方得以再显光明之象一样,故曰箕子明夷。

以上解释是本于《周易》之“疏”,一派胡言乱语,不通。吾解:箕子是殷纣的叔父,同为公元前11世纪的人,《周易·明夷》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应该是箕子逃难到明夷所在的地区——天竺大鳛帝国。甲骨卜辞有“至蜀”“征蜀”(《后》下27.7)“伐蜀”以及“王敦击于蜀”(《粹》1175)字样,说明天竺大鳛帝国与商王朝是敌对关系。故天竺国成为箕子的避难所。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殷商与明夷有兵戈之交,则先甲骨文字体之影响甲骨文已经可以成为定论。《嘉庆一统志》虽言鲁地有蜀,但系晚起地名,不足为据。吾查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第1897页,亦无杜注,故不从胡厚宣之说。

《周易》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们只能就跟夜郎历史和夜郎文化相关的内容重新解释,力图恢复《周易》的这部分材料真实的面目。此外,有的解释虽然不算全错,也仍然需要继续研究:

如明夷卦: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六四繇是明夷卦之丰卦。丰是封蔽。明夷之丰是说黑暗得太厉害了,已封蔽了全部,只好出走,所以繇辞说:“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明夷中,已伤到了左腹,终于明白了险恶用心,毅然出走。其可取之处是承认为商纣王时期的历史:“黑暗得太厉害了,只好出走”、“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但判为微子开的事,比较勉强,因为仁者微子虽有去意,却无奔明夷的历史记录。因此,我们认为此段内容仍然是记录的明夷历史。谁“获明夷之心”?箕子。箕子“于出门庭”“只好出走”:到明夷搬兵。这应该同明夷助周灭商的历史事实有联系。“《诗·小雅·角弓》曰:“如蛮如髦,我是用忧。”郑玄笺:“髦,西夷别名。武王伐纣,其等有八国从焉。”历史功绩十分显赫,而且确实可考。而髦人则是明夷的主体民族。正因为箕子成功地“获明夷之心”,明夷才会见义勇为,大老远的跑去出兵助周灭商。这样看问题,就通达可解了。天竺大鳛帝国时期,四川已经完全被夜郎同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蜀人,实际上就是夜郎濮人,《尚书.牧誓》为之点赞:“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之师前歌后舞,令殷人倒戈。”殷纣人心丧尽,就连商之“三仁”也被迫叛逃,史有记载。《史记.殷本纪》云:“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又云:“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这里的太师和少师是箕子和比干。因此,箕子奔明夷搬兵一点也不奇怪。赵宾、刘向、荀爽、惠栋关于明夷卦六五“箕子”的各有一说,考证繁琐。这里不取六五爻辞之“箕子(孩子、刻子)”为商纣之谬说。天竺王为盟友周族两肋插刀,自己却遭受了亡国之祸。小结:箕子“获明夷之心” ,终于明白了商纣的险恶用心,毅然出走:到明夷搬兵灭商。“箕子之明夷,利贞” ,故天竺国曾经是箕子的避难所,卦象良佳:“利贞”。贵州远古明夷的旗帜上有明显的太阳标记:

(贵州长顺县岩画 长顺县文管所提供)

我们的推测是这样的:蜀地的杜宇族乘天竺大鳛帝国后方空虚,赶走了夜郎人,一举复国,开始实行锁国政策:《史记·货殖列传》云:“巴蜀亦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其鲜。”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指出“南御滇僰、僰僮”必然包含这两个敌对区域的经济一军事活动和相关的政策。这样,所谓“南御滇僰、僰僮”就是为了防御强悍的僰人僮越联军。笔者推测:过去,由于防御松懈,大鳛帝国率领的僰人僮越夜郎联军曾经一度攻陷了蜀国三星堆都城。僰人僮越夜郎联军驻守在那里。因此,吃了大亏的各代蜀王必须严守“南御滇僰、僰僮”的基本国策。远古明夷建立过两期开明王朝,第一期开明王朝就是天竺大鳛帝国是为鳛系帝国;第二期开明王朝就是鳖系开明王朝。这就开始了第二期大夜郎国——开明大夜郎国的故事。

十二、哈拉帕文明的特征

哈拉帕文化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了许多古物和印章。此后直到90年代都陆续有新发现问世。考古学家认为哈拉帕文明完全不同于两河流域的文明,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城市文明。其中一个遗址拥有4万居民,面积达一平方公里。主干街道宽9米,有80个公共卫生间。下水道遍布整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宽大的浴池和喷水设备。象这样的城市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印度河两岸,面积有两个法国那样大。第二个特征就是经济生产比较发达。人们用生砖和熟砖来进行建筑,石墙高达15米。直到1989年,考古学家还发掘到哈拉帕时期的大型石头切割的城市结构,有很深的地道和16个蓄水池,蓄水25万立方米。城市有花园、货栈和谷仓。这些建筑距今已经5000年了。这里的农业产大麦、小麦和棉花,养水牛和山羊。贸易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城市有各种工匠和专门的工匠区。珠宝商的作坊出现了天平和砝码。这里能够生产武器和镜子,甚至剃须刀。木工和陶艺比较发达,陶器接近于工业化水平。也有紫铜、青铜和象牙制品。有纺织品和粮食加工。经济力量比较强大。第三个特征就是已经出现了统一的度量衡。青铜尺为0.9厘米,十进位制。砝码单位重量为0.875克。政治文明也处于较高水平。从遗址中的遗骸来分析,有蒙古人种、南方古代人,也有地中海人。其中很可能就有远古的鳛人(僰人)。易灵著作《探索古印度文明》里的所谓“南方古代人”,情况未详。哈拉帕文化没有发现王室墓地,有可能系隶属于古埃及之故。哈拉帕文化存在官僚管理系统则是可以肯定的。摩亨佐.达罗遗址有办公大厅和卫城,证明当时不但有国家机器,而且国家机器还比较强大。摩亨佐.达罗遗址和哈拉帕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艺术品,有小雕像、骨刻和绘画等等。其中护身符印章有2000多枚,上面刻了400多种动物图案和文字符号。印章有石器、陶器和象牙制品。文字符号大致可分为象形图案和几何图案两类。哈拉帕文化的印章纽上有孔洞,当时的商人们喜欢把印章挂在自己脖子上。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该印章盖在胶泥上的文本如下:

其他印章举例:

4500年前,远古曾经有一个国际大航海、大贸易的时期。古希腊也曾经因此而受到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影响,也从那些地方进口重要的原材料(克劳斯.伯恩德尔《图说世界史》页125)。这个国际大航海的信息和技术影响到鳛人是可以想见的。远距离的贸易促进了商人的联盟。卷筒式印章能够印出贸易合同。

该滚筒在胶泥上印刷出来的合同文本如下:

人们能够书写,由于书写材料都是容易腐朽的材料,大量文献不能流传下来。

考古学家已经鉴定出了400多种图形:

下面是比较长的一个文本: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北城门横额上的文字:

北城门横额上的文字拓片如下:

有外国专家认为,城门出现车轮应为交通的标志。根据贵州龙家院红洞岩岩画:太阳与人,这个圆形符号应该释为“太阳”

(曹波等《贵州岩画》页41)

以所谓“车轮”式样作为“太阳”,是夜郎系民族的标准表达方式。这样的山崖岩画符号比比皆是,为省篇幅,略。请看三星堆博物馆标明为“太阳轮”的照片:

青铜实物“轮”虽然象车轮,但是,没有车轴孔,不是车轮。因此,三星堆博物馆判断为“太阳”是正确的。旁证:

(何如藏三星堆三足太阳玉鼓, 图片取自微信)

上图为何如藏三星堆三足太阳玉鼓,其A与B为太阳图符,其C为羊头,表示吉祥。如下图所示:

这个符号也作“铜鼓”解,是“太阳”的引申义。罗晓明、王良范著的《山崖上的图像叙事》《图像叙事》认为图13编号26为铜鼓,亦可。但我们认为这不是符号,而是“太阳”的象形文字。铜鼓以圆形象征太阳,是太阳崇拜的产物。这里,“太阳”的引申义就是铜鼓。左起第二个符号为字“十”(10);右起第一个符号为数字“八”(8).太阳,表示明夷的几个部落;第一个太阳表示城门的名称;左起第3个符号为两条鳛鱼交叉,表示鳛部;左起第6个符号我们已经解释为“天竺”的“竺”。这个横额的意思就是“天竺八部鳛人第10号太阳城门”。哈拉帕地区有船运的证明:

这样的平底船能够适应印度河的内河航运,但要进行海洋运输,还需要打造更大的木船。我们已经证明了天竺大鳛帝国在印度河流域峡谷地带的存在,他们在那里创造了哈拉帕文明。推测在印度河三角舟地带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能够避开风浪潮汐的出海口。类似于卡拉奇那样的地方,应该建设过港口。鳛人从那里开始远航。航行到波斯湾应该没有问题。这已经有其他文明远古文献的证明。阿布扎比城东乌姆纳尔岛的远古墓葬出土了哈拉帕地区(巴基斯坦)的玛瑙制品和陶罐。我估计他们的海船还沿着阿曼航行到亚丁湾。从那里进入红海,到达埃及。这应该是鳛人联系埃及的主要通道。中国学术界认为: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其依据也是印章和陶片上多处出现船的图形。船的两头上翘,有的船上还有桅和樯,有船舱和船橹。学者认为不但是河船,也可能是海船。“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同中亚、波斯、阿富汗、古吉拉特、南印度等地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过形制与摩亨佐.达罗完全相同的印章,而在摩亨佐.达罗又发现过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盒子。这些证据都支持了当时印度河流域城市与西亚、埃及有过海上贸易的说法。”(丁振宇主编《六大文明古国历史探秘》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4月版页191)“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都从南印度进口过黄金。美索不达米亚一份迦勒底铭文曾经提到,经常有船只从这里开出去,航行很远的路,到印度贩回金子来做装饰品。”(引同页187)。远古印度洋航运业的发达,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天竺大鳛帝国事实上就是古埃及法老王国,也就是伟大的夏朝。这个横跨东亚和北非的帝国的疆域实在是太辽阔了,以至于它需要一个中转站和行政办事处。哈拉帕遗址历史上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物资转运中心和珠宝生产基地,只是天竺大鳛帝国的哈拉帕办事处。它就象一个巨人,一头挑着广汉的天竺大鳛帝国都城,一头挑着古埃及法老王国。当其中一个帝国或王国灭亡,挑子失去平衡,哈拉帕办事处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等待它的命运就是逐渐衰落。关于古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联系,请参考第33题之八、木乃伊的证明。哈拉帕文明的消失。从公元前1800年以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就再也没有哈拉帕文明的记载了。古印度文字回光返照的时期在印度列国时代初期,在印度的一些山崖、石柱和山洞的壁上,至今仍然保留有孔雀帝国阿育王所镌刻的铭文。(本节图片取自BBC英语纪录片:四大文明之印度河文明)

十三、天竺大鰼帝国可能包括东南亚

我们在《鳖邑与开明大夜郎国通考》中,提出了开明大夜郎国包括东南亚的看法。现在,我们认为夜郎进入东南亚的历史可能更为久远,天竺大鰼帝国可能就已经包括了东南亚。东南亚各国普遍居住夜郎式干栏高脚屋,以及神居石室。与远古鰼人的居住习俗相同。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原始文化,中国西南的夜郎人实贡献良多。

考古学家发现,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有来自东南亚的龟甲,说明那个时候起就有了文化交流(周鸿鐸《文化传播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8月版页266)。丝绸之路开始于殷商之前,并且不限于大西南,还包括中原在内,都曾经来往于丝绸之路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人西迁的旁证材料如下:(一) 约当纪元前1000年初,其民族由亚洲高原,遵伊洛瓦底(Iraouaddy)江、潞(Salouen)江、湄南(Menan)江、澜沧(Mekong)江等流域,徙居恒河以东各地。(二) 前记移民的后裔,复又移殖于马来半岛及马来群岛各处。此种移殖时间,或在纪元前500年时。当时马来群岛为Negritos及 Papous二种人之居地,此种人种今已绝迹。顾新人种及文化之构成,须经数百年之久。昔日印度传布文化人在苏门答腊、爪哇、婆里等地所见者,盖即此新人种也。后来沿边各地之人民,为中国、回回、欧洲诸移民略为变化者,亦此种人也。印度人之初来,为数甚少,仅能与有限土著家族为血统之混和。当时似未携带妇女,与后之中国人、回回人及多数之欧洲人同也。([法]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页61))1、交阯为开明大夜郎国的属国,国王称为安阳王。故以竹为材料的神弩厉害;《交州外域记》云:“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哉,却军住武宁县。南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皋通)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曰媚珠,见始端正,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以锯截弩,迄,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这是秦汉之交美男色谍的故事。交阯曾经是大夜郎国的属地,史有明证。东南亚某些国家至少也曾经在天竺大鰼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近期楚雄师范学院王翼祥撰文指出:“王德埙先生认为,‘今天,滇文化区域流行葫芦笙,夜郎文化区域流行芦笙。’目前,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也存在形制和演奏方法相近的各式芦笙。……”(王翼祥《说'笙'——兼议双柏彝族'三笙'之名》《楚雄师范学院 学报》2007年11期)如果历史上没有天竺大鰼帝国的存在,则夜郎芦笙文化远传至东南亚是不可思议的。今更有人主张大夜郎国还包括西藏和缅甸。

2、赫章可乐的“套头葬”也远播东南亚。根据是杨勇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图10-4柬埔寨波萝勉省波赫墓地发现的套头葬和覆面葬图10-5越南北部出土铜器和铜铁合制器。近来报纸报道越南发现许多铜鼓套头葬。

3、泰国的国柱和越南的交趾铜柱就是牂柯柱。我们的论文已经指出:所谓牂牁柱,在本质上就是男根。因此,牂牁柱是綦江生殖崇拜的根源。牂牁柱是夜郎竹教的物化形态。綦江博物馆有比较典型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牂牁”本义如《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注》所云:“牂牁,系船木也。”因而牂牁即夜郎系民族的“图腾柱”,也就是男根。已证今越南古代的交趾、文郎即夜郎,汉朝曾经在越南立过“交趾铜柱”,这个铜柱就是“牂牁柱”。

泰国东北部的班清(BanChieng)70年代初,美国、泰国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物达18吨。其中有四、五千年前用动物骨头刻成的男性生殖器⑿。(图24綦江博物馆牂牁柱照片)这是泰国最早的牂牁柱。以后,泰国的牂牁柱又发展演变成为国柱。泰国的国柱又称“城柱”,用乔木属的树主干制成。柱顶中间掏空以安放国都星占图(命运图)。安置国柱的庙宇是屋顶覆盖琉璃瓦的泰式木结构庙。立国柱的目的是恭请土地保护神附驻于国⒀。

(图25,泰国的国柱与国柱寺,图片取自网络)

1782年,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在首都中心立起了国柱。还专门为之修建了国柱寺。现在泰国76个府每个府都有与国柱功能相似的城柱,并建有城柱寺。国柱寺山由泰国国防部管理(引同)。泰国的国柱、城柱本质上就是牂牁柱。其祭拜仪式体现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相融合的色彩。牂牁柱崇拜已经成为泰国国家宗教的一部分。这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由于牂牁柱是夜郎竹教的物化形态。因此,泰国的国柱和城柱正是王权与竹教的合二而一,代表了一种政教合流的体制。无独有偶,越南河内也有11世纪的独柱寺。老挝的老听族系的山民非常敬畏巫师。巫师就是世间的神,巫师的房屋是养鬼神的地方,外人不能进入。巫师房屋前面有一根高高的柱子,上面架着一间小屋,鬼神就住在里面。这根高高的柱子就是牂牁柱(引同)。牂牁柱崇拜在东南亚普遍存在。

4、遍及东南亚的铜鼓文化就是夜郎的太阳崇拜。众所周知,东南亚各国都有丰富的铜鼓文化和铜鼓考古发现。而铜鼓是夜郎太阳崇拜的物质载体。越南著名的东山铜鼓的鼓面上几乎都有太阳纹饰。如玉缕铜鼓和和黄下铜鼓的鼓面上分别有14道和16道太阳光芒。泰国的翁巴洞铜鼓、老挝铜鼓、爪哇老挝同样如此。因此,以古代铜鼓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和巨石文化是东南亚夜郎文化存在的明证。东山铜鼓时代在公元前530年。

(图 越南东山铜鼓 取自网络)

下面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之图版一三〇民间铜鼓纹石雕:

(母改01号)

考古学家对缅甸古城毗湿奴城、汉林城、室利差呾罗城的发掘,发现了大量带有太阳、鱼等图案的银币和陶罐。这是典型的夜郎文化。

5、东南亚的船棺葬和崖葬。夜郎系崖葬是由远古在岩洞穴居或石室穴居逐渐形成的。先是岩洞葬,然后是船棺葬和悬棺葬。由于丧葬成本高的缘故,以后又发展成为多孔石棺椁及其简化的石板坟墓葬形式。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认为:“今婆罗洲多船形棺”,“此船形棺与崖葬的起源地有关。”(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郑晓江主编的《中国死亡文化大观》(上)记录道:“婆罗洲的达雅克人就曾盛行把灵魂招回来后,再用‘魂舟’引导灵魂返回老家的招魂送魂仪式。本世纪20年代,法国学者戈鹭波在《东京与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一文中,对此有详细叙述;先建一个‘平栏’式小屋,这是让死者的灵魂准备在天国居住的。屋中盛了各种生活用品,村民们从早到晚吹奏芦笙、敲击铜鼓以驱赶鬼怪。当灵魂取到屋中的物品后,便为灵魂准备一只船,船头船尾模仿犀鸟的头和尾,船上还有装饰着鸟羽的桅干,作为陪伴和引导灵魂的鸟儿的栖身处,船的后部还有一个小船,里面放有铜鼓、锣和武器。”(刘雪红译文载《民族考古译文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在这个民俗事件中,夜郎文化的要件诸如船棺葬、芦笙、铜鼓、干栏式建筑等等全部具备。

6、东南亚、南海沿边国家特别是越南,都认为自己是所谓“蜀国”,亦即开明大夜郎国。

第一期开明王的鳛人军队在四川盆地的竞争对手是谁呢?研究证明,就是鱼凫人。鱼凫人的证明这个千古难题,被《虎噬开明王提梁卣》解决了。参考本文附录。

附录:王德埙的《虎噬开明王提梁卣》由贵州民族大学编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于论文集《人文学术.创新与实践》。内容摘要

鱼凫国有铭宝鼎和虎噬开明王提梁卣为5000年来首次发现的实物证据,同时也是鳛系、鳖系开明大夜郎国存在的重要物证。在中国先秦史领域系一项重大发现。提梁卣铭文之左铭:鱼凫(王)以之赐王子鱼。根据胁下生双翼,和玩双蛇,判断虎噬开明王提梁卣上的人物就是开明王。明夷之开明王(鳛王)被龙尾捆绑着押往虎口。本青铜器反映了远古大西南虎狼横行的历史真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提梁卣中开明王打赤脚符合僰人的人类学特征,虎噬开明王的表现主题符合历史事实。该作品也有可能作为一种巫术,以使对宿敌的诅咒代代相传。鱼凫国人存在青蛙(蟾蜍)崇拜,氐羌系的鱼凫国人和蚕丛部族具有共同的图腾崇拜,他们应该是同一古代氏族,起源于今陕西省宝鸡北首岭一带。蜀、髳、微等族才是蜀地原住民。蚕丛部族最先跟鳛人僰族发生争夺四川盆地控制权的战争。但很快就落败了,逃到了姚嶲。晚起的鱼凫部族落败以后,越过秦岭,逃回到了老家今宝鸡一带。

关键词:虎 开明王 提梁卣 鱼凫国 僰人 巫术

附录二、鱼凫国寻踪——鱼凫国宝鼎考释发表在贵州省文化厅《艺文论丛》2017年第3期。附录三、青铜时代的物证—虎身人面像虎居颁 “王”牒提梁卣,内容提要虎身人面像父居颁 “王”提梁卣与古埃及兽身人面像为同一物,是为青铜时代的物证。该虎身人面像为中国人面孔,有一双人手和四只兽蹄,还有一根虎尾巴。该器铭文释文为:

父居持子:汝吝同颁X曰“刊”。参考器B底部的铭文编码7、8与器A之9、10互勘,器B底部的铭文编码7、8为明显的“曰王”二字。因此,器A之“刊”的字义就是“王”。“刊”应为开明族上古称“王”的读音。与同类的玉雕、石雕作品相比照,判断虎身人面像是母亲,她所怀抱的是她的儿子开明大帝。据其虎图腾卣盖,判断构成开明王朝的部族主体就是僰人和巴人。蜀地的鱼凫部族和开明王族是一对老冤家。商前期的本器将鱼凫部族的符号鱼鹰坐在臀部下面以示镇压。商朝将开明王朝称为虎方。父居(帝)的任命就是王朝继承的祖训。其附于青铜器虎身人面像拥抱开明王提梁卣,就是宣示王权神授、灵魂附体。古中国和古埃及的虎身人面像的髳人发式和虎蹄相同。中国商前期的本器虎身人面像是古埃及兽身人面像在中国的同物异地存放。因此,逻辑上的结论就是:中国虎身人面像是修复古埃及兽身人面像的标准器。

本题发表于贵州艺术科学学会2017年年会论文集;《瓮安文史》2017年第3期。

王德埙:王德埙:1950-汉族,语文全科毕业、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双专业。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贵州文史研究馆特聘专家、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镇宁自治县夜郎竹王文化研究会顾问、贵州省收藏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易学与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特聘专家,贵州省桐梓县夜郎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重庆巴渝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长城:贵州民族大学处级干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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